范晔称：“夫人利仁者，或借仁以从利；体义者，不期体以合义。季文子妾不衣帛，鲁人以为美谈；公孙弘身服布被，汲黯讥其多诈。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，何也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？故前志云：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校其仁者，功无以殊，核其为仁，不得不异。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；利仁者，力行者也；强仁者，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，则安者优矣。”

魏文帝曹丕问大臣王朗等人：“郑国大臣子产治理国家时，没有人能欺骗他；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时，人们不忍心骗他；西门豹治理邺都时，人们不敢骗他。这三个人所做到的不能骗、不忍骗、不敢骗，你认为哪一种更好？”

王朗说：“君行德政，臣民就会因仁义的感化而不忍心欺骗；君上明察，那么臣民害怕被发觉就不能欺了；君用刑罚，臣民就会因畏惧而不敢欺了。实行德政，感化仁义，德政与仁义并施，就可以使百姓知耻而有序，自然会向德化的方向走；如果害怕犯错被查处而获罪，可以用政事疏导，用刑法统一，民虽免于罪过，却与没有耻辱心的人一样。德刑的区别很大，就像秤锤与所称重物的区别，是质的区别，不只是钧铢斤两之差。”

有人问：“季文子、公孙弘这两个人，虽身居显位，却又能降低身份，过着俭朴的生活，然而得到的毁誉截然不同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范晔说：“认为行仁德有利的人，是假借仁的名义谋取私利；身体力行义的人，完全自觉行仁义之举，又处处合乎道义。季文子的老婆从不穿绫罗绸缎，而被传为美谈；公孙弘身穿布衣，汲黯当面指责他假装俭朴。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，可是季文子受到赞誉，公孙弘受到诋毁，其原因就在于‘利仁’和‘体义’的区别。古书有云：‘仁者安身于仁，智者利用仁，畏罪者勉强为仁。’考究他们的仁，表面好似没有区别，其实本质却不相同。安仁的人，本性仁善是自觉的行为；利仁的人，只是用仁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努力去做；强仁者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三者相比，以安仁为最优了。”

古人讲究修身明志，讲究以德服人。以仁德之心去弃恶扬善，教化万民，而自己即使身处功名利禄中，也不会丧失清高淡泊的性情，从而安然自在地独享生活中的情趣。但是，如果只是为了求取高雅的名声，而沽名钓誉地假装清高，就未免让人心生厌倦了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，表面上大讲文明道德，暗中却做男盗女娼之事，干争名夺利之事，虽然能招摇过市一时，但终究还是逃不过世人的眼睛。

残暴统治 必生祸患

或曰：“长平之事，白起坑赵卒四十万，可为奇将乎？”

何晏曰：“白起之降赵卒，诈而坑其四十万，其徒酷暴之谓乎？后亦难以重得志矣！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，则张虚拳，犹可畏也。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？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，归秦之众骸积成丘，则后日之战，死当死耳，何众肯服，何城肯下乎？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，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。欲以一期之功，而乃更坚诸侯之守。故兵进而自伐其势，军胜而还丧其计，何者？设使赵众复合，马服更生，则后日之战，必非前日之对也，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！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，非但忧平原之补缝，患诸侯之救至也，徒讳之而不言耳。且长平之事，秦人十五以上，皆荷戟而向赵矣。夫以秦之强，而十五以上，死伤过半，此为破赵之功小，伤秦之败大也。又何称奇哉？”

有人问：“长平一战，白起活埋了赵国降兵四十万，能算是历史上的奇将吗？”

何晏说：“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大军是个骗局，白起当初答应赵国投降了会没事，结果赵国投降了又被全部活埋，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，此后白起再也难以得志了。如果赵军事先知道被活埋，就算赤手空拳抵抗到底，也是很可怕的。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全副武装呢？天下见到投降秦国的将领头颅堆成山，归降的士兵尸骨积为丘，从此以后，与之战争，只会拼死相斗，哪还有人肯投降！虽然白起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，但告诉了天下必与秦决一死战，不可投降。白起为争一时之功，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。所以说，这种做法虽然占领了别人的土地，但也相对削弱了自己的力量，实现不了速灭六国的计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赵国虽战败但并未亡国，假使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，再有个赵奢这样的将领，秦国就对付不了。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赵，并不是因有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，而是因为害怕各诸侯联合起来救赵。秦国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。况且长平之战，秦人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，因此从长远来看，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，秦国损失更大。像白起这样的战略，怎能称得上是奇将呢？”

残暴之治是不能长久的，秦朝的灭亡与之是分不开的。项羽一生战功卓著，大小战役七十二次，有七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，而这最后一战却全军覆没，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。表面看是战略战术的失败，实际上是失道寡助所致，可悲又可叹。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斗争，它也关系到政治斗争，以仁义之师征战，才会争取更多的力量，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功败垂成 乐毅无过